魏艾雯 新加坡新聞自由
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所发布的2011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新加坡在196个国家中排行第150，所得分数为68，属于新闻不自由国家。
新加坡媒体背景
新加坡现有的主要媒体集团有两个，一个是新加坡报业控股有限公司，是一家私营的上市公司；而另外一个是新加坡传媒公司，是一家国营企业。因此，新加坡几乎所有的电视与广播都是政府拥有的。新加坡政府主要是通过淡马锡控股，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本土所有的主流媒体。此外，新加坡政府设立了一个新闻通讯及艺术部，负责监督和管制本土媒体所出产的产品内容，也负责管制国外出版产品在新加坡市场的的流通程度。虽然政府直接干预媒体的迹象较不明显，但一般媒体内部都会进行自我审查，以避免遭到法律对待。
新加坡对大众传媒的法律管制
新加坡的社会治理是以“严刑峻法”著称于世的。新加坡的宪法虽然给予人民言论自由，官员也常对新加坡的新闻自由加以吹嘘，但新加坡真的有如此高度的新闻自由吗？事实并不如此。美国在发表人权报告时曾对新加坡的新闻自由作出评估，说明了新加坡政府对于新闻自由的管制是非常明显的。新加坡政府对媒体施压，以致媒体进行自我审查，“过滤”政府认为会破坏国家安全及社会稳定的信息。
作为一个社会信息运动系统，大众传媒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因此，新加坡政府设立了种种与媒体相关的法律：宏观的如《宪法》、《刑法》、《内部安全法》等等，具体的如《不良出版物法》、《报纸与印刷所法》、《电影法》、《新加坡广播局法》、《广播法》、《网络行为法》等等。总的来说，新加坡国内外媒体资源基本上由执政党全面掌握。
此外，新加坡政府也使用法律约束国外媒体。根据《不良出版物法》，部长如果认为某人在新加坡境内外出版或印刷的出版物的进口可能违反公共利益，部长有权在《政府公报》上发布一项命令,禁止该出版物的进口、销售或发行。因此，外国媒体须同意接受新加坡政府对认为有诋毁性质的内容进行审查。对于新加坡政府专制的作风，新加坡的新闻自由可说是完全受到限制的。
案例
在新加坡本土媒体方面，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于1959年上台后，《海峡时报》 当时的编辑Lesley Hoffman因为与新加坡政府意见不一而被迫离开。 1971年，《南洋商报》 的四名高层被关进牢房，而其被入罪的原因只是由于对共产党的理念表示赞赏。 一年后，新加坡政府的矛头由左倾的共产党转至右倾的亲美人士，《Singapore Herald》便因被指与美国情报局勾结，而被迫结业。时至今日， 新加坡的主要出版都被一个叫新加坡报业控股(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的组织所操控。
对于国外媒体，不论是区域或国际性的传媒，只要曾经作出对政府不利的报道，便会被新加坡政府封殺。 1986年，《时代周刊》因发表了支持反对党工人党主席耶惹勒南的文章，而被新加坡政府以蓄意更改读者來信及干预內政的罪名控告，结果其流通量由原來的18, 000 冊被大幅削减至2, 000冊。 除《时代周刊》外，《亚洲华尔街日报》、《亚洲周刊》、《远东经济周刊》及《经济学人》亦曾遭新加坡政府借助法律手段控告而被迫支付数万美元的诉讼费。
此外，李光耀、李显龙父子也曾于2010年3月通过新加坡司法系统，对美国《纽约时报》集团提出诽谤罪诉讼，认为其属下《国际先驱论坛报》所发表的一篇名为《都是一家人论家族式政治优劣》的文章含有诽谤。《纽约时报》最后登报向他们道歉，并赔偿16万新元的名誉损失费。
个人看法
众所皆知，我国的邻国--新加坡是个经济强国，各方面的发展都远远超过了我国甚至全东南亚国家的发展。但唯一让我感到讶异的是，新加坡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排行竟然比我国还要低。与我国相较之下，同样是多元种族国家的新加坡，在管制媒体与新闻自由方面就显得更严苛了。
新加坡政府致力于筛选在国家内传播的信息，采用法律对付他们认为在散播对国家有害的讯息的媒体。但由于新媒体的崛起，很多讯息都可以通过网络获得，新加坡国民就算要获取被政府禁播的消息也不是不可能的。我认为，人的求知欲是无限大的，政府可以控制消息来源，但绝对控制不了人民的思想。所幸的是，新加坡政府并不像中国政府般封锁网络，否则物极必反，当人民发现他们想要得到的讯息越来越少的时候，就会挺身而出捍卫他们该有的知情权了。
謝嘉怡 台灣新聞自由
在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国家获取的分数越低即表示其新闻越自由。当中，1至30分为自由；31至60分为部分自由；61至100分为不自由。在自由之家作出的调查中，可得知台湾的新闻自由指数在今年，即2011年名列48，分数为25分，属于自由。
在一个只有36,000平方公里大、人口也只有2300万人的台湾市场，一般人很难想像它拥有了7家新闻台、4000多家杂志、近200家广播电台、超过100台有线电视频道、约2500家报纸以及1000多家国内通讯社。台湾同时也是全世界卫星转播车密度最高的国家（维基百科）。此外，卫星电视共在143个频道播出。再者，85%的台湾人口可接收有线电视节目，且收视人数居亚洲之冠（鲸鱼网站，2008年4月30日）。
台湾宪法明确地保障言论与新闻自由，并尊重及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就台湾的媒体发展情况而言，大家可从中发现台湾并无严厉的限制媒体的成立。毕竟在一个小岛上能出现那么多的媒体的确不容易，至少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就较难实现了。因此，台湾被评为新闻自由国度也是合乎其理的。
地下广播电台的存在是台湾媒体的一大特色。在1987年废除戒严法之后，国民党仍然持续垄断播音广播。1992年，民进党设立了台湾第一个地下广播电台，公开挑战这种垄断。随后一年，一家名为“台湾之声”的广播电台开始激进的发声，并激起盲目效仿的效应，催生了许多新电台。1993年底，政府不得不屈服于强大的压力，开始给新广播电台授予许可证。虽然如此，很多海盗电台依旧存在，尤其新闻和谈话类类型的（黄清龙，2011年4月13日）。
从上述对地下广播电台的叙述中，不难发现台湾的言论性权利是鲜少受限制的，否则媒体以及民众皆无法很好地将自己的想法与意见表达出来。另外，民众也可通过地下广播电台交换意见，达到互相交流的作用。尽管地下广播电台的存在难免会激起煽动性的情绪，抑或是加深大家对某件事情的不满，但无可否认的是它有存在价值。倘若一切的新闻都必须获官方认可，那不仅限制了民众的知情权和言论自由，也限制了媒体的新闻自由。现今，台湾媒体有权播放其所选择的信息及意见，而政府也不会去禁止媒体的报导，这对台湾的新闻自由是很有利的。
随着《苹果日报》的出现，台湾媒体在编采方式上进行了重大的改革。《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曾批评客观报道的新闻理念，他认为记者要在报道中表示立场、价值、感觉，让读者产生共鸣。他也认为“狗仔队”有追求真相的精神，并揭发新闻人物表里不一的假像（千龙传媒，2005年9月8日）。另方面，从《苹果日报》的高销量方面可看见在台湾，其编采性权利是自由的，否则《苹果日报》已不复存在。台湾的新闻从业员能以特别的方式取得新闻所需的情报或资讯，当中包括利用“狗仔队”追求事情的真相。
1988年，台湾政府解除了长达37年的报禁。所谓的“解除报禁”，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开放报纸登记，开始准许自由办报；二、解除报纸限张发行（刘家林，1988年）。随着报禁的解除，新报业纷纷创办。台湾媒体也随之免受政府的干预，朝向自由的方向前进。有鉴于此，台湾的防御性权利是自由的。这么一来，台湾媒体才可以更好的发挥其身为“第四权”的角色。
总的来说，台湾媒体享有充分的新闻自由权利，即言论性权利、编采性权利及防御性权利。然而，虽然台湾的新闻自由指数仍处于自由范围，但其新闻自由指数乃处于退步状态，并已连续三年下滑。至于导致其新闻自由指数滑落的因素包括：公共电视长期的董事争议、政府置入性行销严重与政党报导内容呈现两极化等问题。展望来年，台湾媒体政党两极化的问题也许不能在短时间内改善，不过，公视已在日前顺利选出新任董事长，政府也在今年初时迅速修改《预算法》禁止政府置入性行销（张锦华，2011年5月4日）。由此可见，台湾正积极处理上述问题，以让其新闻自由指数回升。
个人认为，台湾的新闻自由度算是很自由的，至少比起我国，其新闻自由指数有明显的差距。打个比方，我国的报纸屈指可数，在西马也只有五家日报，而当中的四家乃出自于同一个集团。此外，我国政府对媒体的管制严厉，加上设了好几道法令来限制新闻媒体，以致我国的新闻自由受到制约，媒体也无法扮演好其“第四权”的责任。在思想较为保守的亚洲国家，台湾的新闻自由也算是亚洲国家的一个突破。然而，虽然台湾的新闻自由处于自由状态，可是正因如此台湾的媒体泛滥成河，而媒体太多的现象导致了媒体间剧烈的竞争。为了争取最高的利润以及利益，媒体间往往会将内容商业化而忽略了群众的利益。这种现象是最要不得的。媒体的社会责任重大，故决不能将私利看得比民众的利益更为重要。因此，台湾媒体应省思自我的作业方式，并时时谨记自己是肩负着监督政府的“第四权”，以及负起为民众争取更高权益的责任。
参考引述
1. （维基百科）http://www.wikipedia.org/
2. （鲸鱼网站，2008年4月30日）http://www.hi-on.org.tw/bulletins.jsp?b_ID=79203
3. （黄清龙，2011年4月13日）
http://www.comment-cn.net/society/medium/2011/0413/article_32292.html
4. （千龙传媒，2005年9月8日）http://media.icxo.com/htmlnews/2005/09/08/663799.htm
5. （刘家林，1988年）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XWZS198812029.htm
6. （张锦华，2011年5月4日）http://www.epochtimes.com/gb/11/5/4/n3246964.htm
伍雯纓 中國大陸新聞自由
2011年，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在最新年度的新闻自由评估报告中指出中国的新闻自由出现恶化的现象，新闻自由度在196个国家当中，倒数13，排名为第184报告中指出，中国政府对通过传统媒体和网络的控制日趋严重，而且有关公共卫生、环境问题、被扣押期间死亡还有外交政策的报道都受到限制。
中国媒体所遵从的是社会主义新闻自由，即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应遵守国家宪法与法律，遵守国家宪法的宣传纪律。这是因为在革命期间，党的领导人都是以报刊作为宣传工具，因此党报理念成为社会主义新闻体系的特色。这套说法号称是全民的新闻自由，但在‘党意即民意’的意识形态下，党的决定往往就代表了一切，新闻媒体也必须遵从党的决定，好好地宣扬党的主张，才是真正的为民服务。
1989年中国爆发天安门运动，中国新闻界在天安门为争取新闻自由遭到最大的斗争，一批新闻单位被改组，一些记者被逮捕扣留，部分记者被革职，永远离开新闻界，新闻立法也被取消，中国新闻有限的自由再度被剥夺，导致中国媒体恢复为党的宣传工具。虽然近年港澳回归，中国进行了经济改革，在传统媒体的体制上，更为了减少政府的津贴而推行商业化制度。目前的商业化媒体，虽然在财务上是独立了，但在新闻议题报道的控制是仍未松懈的，尤其是敏感话题的新闻报道方面，并没有给中国的新闻自由带来任何改变。
中国的新闻自由不同于西方的新闻自由概念，只要不触及意识形态、政治制度、领导体制及社会制度等敏感性议题，有关报道都是自由的，一旦碰触敏感领域时依然是由政府控制及进行封锁。因为传媒不应该鼓吹不利于国家发展的言论，新闻自由必须善尽社会责任，报道主流事件，去除不当的动乱社会纪律及扰乱民心的事件报道，以做到安抚民心宣扬国家繁荣。因此中国政府不但要评定事件和新闻的内容，以划定新闻自由的界限，新闻自由更是受事件敏感度所摇摆的。
比如说，2008年中国政府对藏独进行了新闻封锁，限制媒体的报道内容和海外媒体的采访权。这次的新闻封锁同时造成了一些西方媒体对拉萨314暴力事件进行不实的报道，引起世界上很多关心西藏的人不能了解西藏事件的真相，也给中国的形象造成严重的影响。西方主流媒体认为，因为中国政府对信息的封锁和控制，才导致了一些西方媒体的失误，因此中国政府应该给予更多的新闻自由。双方媒体进行了一场拉锯战，孰是孰非，见仁见智。
藏独事件只是占了新闻封锁方面的一小部分，中国政府对许多事件，例如512大地震、东北暴乱、非典型肺炎(SARS)等都进行了新闻封锁，只透露一些表面的讯息。除了对主流媒体的控制，中国政府甚至实行了对网络信息的限制，提高对互联网内容的审查制度，涉及的网站包括社交娱乐网站(面子书，Youtube)、海外的新闻网站(亚洲时报在线，苹果日报)、搜索引擎(谷歌，雅虎)等等。中国政府打出打击淫秽色情的旗号，借用模糊笼统、没有任何清晰定义的“有害信息”的概念，来封杀当局所不喜欢的声音。
通过各个领域的信息封锁，中国政府得以控制国内信息的流通，可以保障其政治地位，同时也掌握了国内的舆论，国家政局和社会状况便在其掌控之中。有批评者指出，中国政府为控制当局所不喜欢的信息传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中国的教育经费虽然名列世界落后水平，但中国在网络信息封锁方面人力物力的投入，却绝对领先世界。这些控制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1.在法规上进行控制，对所有的新闻和出版机构实行审查和登记制度；2.在财政上控制财源，掌握其经济命脉；3.从人事管理上实行控制，掌握新闻和出版机构的负责人主要是政府任免；4.封锁和压制政治敏感或有关部门和负责人认为不适合的新闻；5.在出版或报道之前，让有关部门预审该重要新闻。
中国政府对新闻和网络自由的限制与压抑，损害了人民的知情权和言论自由，人民对于国内的重大事件一知半解，甚至事件的详情需要从海外媒体的报道才得以知晓。另外，新闻工作者在报道的时候无法将事实呈现出来，或者完全不报道，剥夺了身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应有的新闻自由。同时海外媒体被限制采访权，错误诠释事件的来龙去脉，使受众无法知道事实的真相，也对该国形象造成严重的影响。
媒体在各个国家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是提供资讯供人民了解和判断，甚至是形成舆论的起点。新闻自由相同的对一个国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既可以反映人民的心声，也可以让媒体能够自由、负责而及时地对新闻事件作出报道。这样，首先可以让国内的受众不受国外新闻媒体失实报道的影响。如果中国媒体的报道真实可信且及时，就会在国际上树立权威，国外的受众就会相信中国的媒体而不相信国外媒体的失实报道。另外，媒体之间拥有了竞争，总是造假的媒体就会在竞争中被淘汰，受众也可以通过比较了解事实真相。在给予中国媒体新闻自由的同时，也给海外媒体充分的采访自由，让他们接触到事实真相。这样，既有中国媒体的客观报道，海外媒体也接触到了事实真相，必将减少对于中国的失实报道，即便是不能避免，其伤害也会减轻。
鄒翠心 香港新聞自由
在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排名当中，香港从2009年的第75名上升到2011年的第70名，是属于部分自由的国家。与马来西亚相比，香港传媒不受任何政治势力影响，并且可以建立他们的公会如香港记者协会、香港新闻行政人员协会等，而不受政府干预。此外，香港也有法例保障新闻及言论自由，在《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第16条关于意见发表的自由，列明：“人人有保持意见不受干预之权力”、“人人有发表自由之权利”。而《基本法》第27条也列明香港居民享有言论自由以及集会、游行和示威的权利。
香港回归以前，人们担心九七后香港的言论及新闻自由将会受到限制。可是这个猜测是相反的，香港媒体所拥有的言论自由的空间比回归前更为宽阔。香港市民对讨论政事的热情不减，而且也可以向新闻界自由发表意见。至于媒体亦全面报导不同的政见和评论，甚至丑化与诽谤政府及官员的偏激情事。虽然如此，香港政府却一直抱以宽容之心，接受媒体的监督和善意批评，并无任何打压行为，充分显示出该政府捍卫言论自由的承担，也让传媒肩负第四权的义务。
然而，有新闻工作者认为现今的香港新闻自由空间正在缩小，而且自我审查的情况也日趋严重。例如：对香港市民有着重大意义的“六四事件”，部分香港媒体却以淡化方式处理，这就是自我审查的现象。此外，于今年的香港七一大游行中，警方企图拘捕和强行带走正在现场工作的香港人权观察人士和新闻记者。香港七一游行，是香港民间人权阵线等民间团体自香港回归起每年7月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举行的大型游行。政府的做法使得他们对于在香港今后的游行集会中，人权观察员和新闻工作者能否正常履行职责感到担忧。
可是，香港新闻自由的最大威胁并不在警方的个别干预，而是中共势力在香港采取的一些软手段，例如：收买、拉拢、参股等。这些种种软性手段使得香港的新闻界感到恐惧，深怕新闻自由受到控制。
另一方面， 由于香港享有言论和新闻自由，所以导致香港出现一种独特的风气，那就是市面上出现许多小报、不良杂志与八卦新闻等。甚至造成“狗仔”记者跟拍明星或名人等的流行趋向，例如：最近香港闹得满城风雨的艺人被偷拍事件。媒体滥用其新闻自由报导一些违反媒体原有的责任的新闻，而且误导读者和侵犯他人隐私权，例如：四大天王之一刘德华与妻子朱丽倩事件。记者毫无目的地跟拍艺人，且报导的八卦新闻也不是为了社会大众利益，等于滥用媒体的采访权。
香港作为法治之区，在保障言论自由及新闻自由的同时，也有法律保障与法律规范。这也是香港政府能够平衡市民权利、顾及社会整体利益的原因之一。
个人看法
虽然香港在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中稍有提升，可是其新闻自由越来越萎缩。那是因为中共一直运用不同手段控制香港传媒，使其自我审查情况越来越严重。如果一个国家的言论与新闻自由受到限制，人民就无法享有知情权，也不能说出他们的心声与不满，甚至不能自由表达意见。没有言论自由，就不会有民主的国家，而国家也不会发达。例如：香港凭着小小的国土却能够很快速地成为一个先进国，其言论与新闻自由的制度是有作出一定的影响。
此外，我觉得一个国家必须要有言论与新闻自由。这样媒体就能发挥其第四权的功能，就是监督政府。有了新闻自由，媒体就能够随时监督与批评政府，而政府就会加以关注与检讨。例如：在马来西亚的709事件中，因为网络言论自由，导致政府需要检讨与正视此事件。如果没有这些言论自由，真实的事件将会被埋没，政府也许会无视这次的事件。因为享有新闻自由，人民可以从媒体中了解与掌握政府的一举一动，而政府也可以从中了解民众的不满或心声。这样平等的权利有促使国家民主和国家发展。
另外，言论自由在资讯自由流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没有开放的信息与资讯，外来的投资者将无法获取更多的可靠信息。最后，他们因无法在该国建立信心，所以选择放弃投资，而国家的经济也跟着受影响。例如：香港如果沒有开放无阻的通讯，又或者不能全面掌握国际上流通的资讯，香港将难以保持现今在全球经济的地位。
然而，言论与新闻自由所带来的影响有好也有坏。由于现今的新闻报导走向通俗化，许多媒体为了迎合受众的口味就会滥用新闻自由获取一些八卦消息，并给予报导，以吸引更多的受众。例如：记者跟拍与偷拍一些艺人生活的点点滴滴，并侵犯他们隐私权。这些不道德的行为，违反了作为新闻工作员的道德操守与原则。媒体的社会责任是报导对公众有利的新闻，而不是没有新闻价值的信息。所以过度的言论与新闻自由也会带来不少的伤害。
因此，要维护言论与新闻自由的同时，也要兼顾新闻自由不被滥用。这样国家才会民主，国家才会发达。
陳貴美 台灣新聞自由
台湾新闻自由• 背景
台湾在新闻局的建议下，于1999年1月13日由国会通过废除了拥有七十年历史、戒严时代留下来的出版法。这是台湾走向新闻自由的重要里程碑。“自由之家”的评鉴报告指出，在亚洲各国中，台湾媒体享有最高度的自由，台湾也是新闻自由第一级的国家之一。
一般来说，根据“自由之家”的报告，在过去一年的按在全球各地的自由面临由于“推回”反对民主的挫折，政治动荡，针对记者的暴力行为，法律禁止亵渎，仇恨言论，侮辱和危害国家安全。 叶代理部长说，台湾不仅避免了全球这些负面因素的影响，但能放置在全球排名第33，去年从第35。 指出台湾的排名是亚洲最强的，领先于日本第39，韩国和香港在第66，和新加坡在第154，显示自由之家的台湾新闻自由的重组。
“自由之家”指出：“台湾是东亚最自由的媒体环境，因为其司法独立和经济自由的坚定承诺之一。宪法规定的言论和新闻自由，政府尊重这些权利在实践中。“ 该报告还指出，岛内有超过360家民营报纸，169电台和广泛的电缆和卫星电视的可用性。鉴于大多数台湾人可以访问约100个有线电视台，国家对媒体的影响力平衡且最小。
台湾至今所享有的广泛的新闻自由，是多年争取民主化的结果。媒体的戒严法的时代，期间限制性环境中运作始于1949年。过后，台湾在1987年解除戒严。 接下来在1999年，印刷媒体的审查与出版法的废止结束。2005年，法例生效禁止政府机构，军队和政党投资或经营的电台和电视台。 而在2011年的1月，台湾限制政府对媒体的影响，在国家“预算法”修正案时，禁止嵌入式广告或伪装成所有政府机构。
台湾新闻自由• 东亚之首
根据美国“自由之家”公布的2008年全球新闻自由调查报告，台湾在东亚国家的新闻自由名列第一，在其调查的195个国家当中排名第32。 “自由之家”的报告说指出，台湾致力于司法独立与经济自由，媒体市场也高度竞争，宪法保障言论自由，而政府总的来说也尊重这样的自由。
目前台湾有超过360家民营报纸与数量众多广播电台，卫星电视在143个电视频道播出，有线电视普及率达85％为亚洲第一；另据调查有95％民众收看电视，75％阅读报纸。 台湾新闻局长谢志伟表示，整体而言全球新闻自由度连续六年倒退，但台湾未受到全球趋势的影响，新闻自由度高过日本等新闻自由的国家，这是台湾人民的荣耀。
在针对台湾的评估报告中，“自由之家”列出了两起记者采访权的事件，同时也指出无论外国记者或本地媒体都可以在台湾自由采访。 这两起事件包括去年美联社记者以北京对副总统吕秀莲狠批的"民族败类"称吕，导致台湾新闻局一度表示将取消该名记者的签证，但后来仍让其继续采访。另一起事件则是台湾记者的采访权在世界卫生组织遭到剥夺，报告并指出这是中国的压力，并且持续受到国际媒体观察组织的批评。
“自由之家”的调查报告虽然指出台湾媒体经常性地猛力批评政府官员与政策，但同时也指出观察家担心台湾的新闻报导过份耸动，商业化以及过度政党化，并可能因此失去新闻质量。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在台湾候任总统马英九当选后，许多台湾媒体大篇幅报导马英九少年时代或马英九妻子的各种正面传闻，这种吹捧被批评一如过去台湾媒体对蒋家进行的"造神"运动。这类"新闻报导"除了受到民进党的冷嘲热讽外，马英九本人也通过发言人制止。 即将交出执政权的民进党一直抱怨多数台湾新闻媒体对其报导不公，民进党认为曾经将媒体作为执政工具的国民党，即使在媒体自由化后仍有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而随着两岸经贸关系日益密切后，也有媒体观察团体指出，北京对台湾媒体的影响力日益加大，这些商业媒体为了进入中国市场，而在言论上进行自我审查。曾有一份针对亚洲国家的调查指出，台湾民众对新闻媒体的信任度极低，另外的调查则发现记者与立法委员一样，同样被列为不受台湾民众欢迎的人物之一。
台湾新闻自由• 难题
2008年，台湾在东亚国家的新闻自由名列第一，在其调查的195个国家中排名32。但是，在接下来的这三年内，台湾的新闻自由指数却频频下滑。2009年，台湾的新闻自由排名第43；到了2010年，台湾的排名继续下跌，排在第47名。美国新闻“自由之家”于5月3日，即世界新闻自由日，公布了2011年新闻自由报告。台湾虽仍被列为新闻自由国家，不过全球排名第48，比去年又下滑1名，评分创2002年以来新低，而且已是连续3年下滑。
“自由之家”每年的新闻评比都经过严格的访调程序，受到世界承认与信任。今年的报告中所指出的台湾问题包括：公共电视长期的董事争议、政府置入性行销严重与政党报导内容呈现两极化等问题。
1. 公共电视长期的董事争议
2008年，在马英九上任台湾总统后，根据“自由之家”2009年的报告显示台湾的新闻自由度已经倒退。通过该报告，说明了马英九政府对新闻编辑内容进行了施压。2010年，由于台湾对多位前政府高官的侦办与起诉，“自由之家”将台湾的政治权力指数提升至1级。然而，公民的自由指数却从1级退至2级，肇因对于学术自由的限制，其中包括通过法律限制在大专院校任职的学者不得参与特定的政治活动。
关于公视人事的问题，政府的立场是尊重法律以及公视的自主性。今年2011年初立法院通过预算法三度修正，规定政府各机关，即公营事业、政府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与转投资事业，均禁止置入性行销。如果“自由之家”有考虑到台湾已经解决这个问题的话，相信台湾的排名会更加往前，而不是继续倒退。
2. 政府置入性行销严重与政党报导内容呈现两极化
上世纪90年代末，港资《苹果日报》的大举进入，深深撞击了台湾传统媒体，网络的兴起，对媒体造成深远影响。媒体，尤其是报纸，经营日益困难。于是，这提供了政府影响媒体的好机会，“置入性营销”开始成为政府介入媒体的宝剑。
所谓“置入性营销”或者“业配”，借用黄哲斌的说法是：“由广告主、公关公司或报社广告部撰写的公关稿，全程保鲜、产地直送编辑台，夹杂在记者采访的新闻之间，而且全无揭露，最高指导原则是‘让读者分不清新闻、政府文宣、企业广告之间的差异’。”最早期的时候，这种手法是用在消费或生活版面。政府一开始以利益影响媒体，花钱在媒体购买宣传广告，或者和报社合作以“政策座谈会”的呈现方式在新闻版面倡导政府政绩。
置入性营销对媒体的影响不只在于政府收买媒体、剥夺媒体监督政府的能力，更彻底扭曲媒体内部的运作逻辑。在报社，业务和广告部门严重涉入编采内容，对记者与编辑的考核必须加上其争取业务和广告的能力，台湾媒体的公信力因此日益低落。
这种置入性行销的做法，混淆了新闻与广告的界线，让受众们难以辨识。此外，这种行销方式，是在受众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了他们对媒介的信任。这可是一项欺骗共谋，违反专业道德伦理的行为，完全剥夺了公众的利益。
这种现象不仅扭曲了媒体的社会角色，侵蚀了新闻的自由与自主，更是台湾民主的一大讽刺。
3. 中共的威胁
其实，台湾新闻自由受到的威胁真正是来自于中共的威胁。自从两岸交流越来越密切之后，产生了更多的经贸往来，也同时增加了更多的利益交换与政治妥协。
中国对台湾的负面影响是近3年来台湾新闻自由度不断下滑的主因，例如：2009年首度大幅倒退11名，主要原因正是大陆官员来台，警方严控媒体采访及民众抗议，甚至还有暴力行为发生所致。
2010年，台湾的新闻自由再度退后4名，主因是媒体所有者对于报导内容的明显干预，主要案例正是中国大陆旺旺集团负责人并购中时集团；另外便是政府置入性行销增多；而对于北京敏感的议题，台湾自我审查也开始扩大，特别是对西藏、维吾尔穆斯林等少数民族与法轮功的境遇。
除此之外，同样必须密切观察的还有以报导中国真相、不受中共威胁著称的媒体，如新唐人亚太电视台的卫星传输不断受到干扰，恐将成为当前观察台湾政府是否能维护新闻自由环境的重要指标。
结论
美国“自由之家”新闻自由指数资深研究员和主编卡琳‧克雷卡尔曾表示：
「台湾的新闻自由通常属于开放级别，但近来有些事件引人关注，就是中共对台湾媒体的影响。事实上，随着台中经济关系日益密切，有些人可能会过滤资讯，中共也会试图去影响台湾的媒体，控制他们哪些新闻该报导或不报导。」
面对这种种的难题，在接下来的这几年内，台湾新闻自由度逐渐下滑的现象很大可能会延续下去。
新闻自由是台湾最珍贵的民主成就，也是台湾之所以为绝大多数大陆民众向往的特质。然而，“自由之家”对于台湾的评比连续3年下滑，其实已经敲响了台湾新闻自由的警钟。面对来自中共不断升高的利诱和威胁，台湾的政府和民众必须要时时刻刻提高对中国独裁真相的认识，并以坚定的信念和行动来维护台湾的核心价值。
